【睡前消息66】江西拔除一恶势力团伙，平均年龄79岁…… #

2020年1月14日睡前消息文字版第66期

大家好2020年1月14日，欢迎收看第66期睡前消息，请静静介绍新闻。

农村快要消失，让老人来收尾也不错，不应该一棒打死 #

2019年最后一天江西出了一个貌似很荒唐的新闻，鹰潭市打掉了一个平均年龄79岁的犯罪团伙，名字是“刘家老年协会”其中年龄最大的92岁。昨天人民网转发新京报社评，也提到了老年协会的犯罪问题。为什么快80岁的老人还能当黑社会？

“老人会”是中国比较普遍的一种基层组织，全国村级政权有55.6万，老年协会也有40多万，其中至少数万个参加基层政权管理，比大多数城市居民想象的要普遍。

这几年几乎每个省都打掉了上百个涉黑的村级干部。

虽然老年人犯罪率低，但是发现几个涉黑的老年协会不奇怪。

老人会听起来和传统的宗族长老很相似，有的还以姓氏为名。是不是传统宗族势力复兴？

的确有一部分老人会企图借助宗族的名义发展，但从发展渊源来看之所以现在全国有那么多的老年协会，主要原因是政府扶植。

在农村老龄化的条件下，老年协会的确满足了农村基层的一部分需求。老人协会应该算是特定条件出现的现代组织。

最早的老人会出现在1972年，江西兴国县。

从红军时期到70年代革命政府一度压制了民间的传统丧葬习俗，1970年以后意识形态工作逐渐放松，农村经济也越来越宽裕，葬礼仪式重新开始复杂化。

在革命政权搞了移风易俗几十年后只有老人还记得葬礼仪式，所以兴国县的两个生产队成立老人会，拿生产队的公益经费办丧事，还置办了全套的丧葬用具，买了30桌餐具专门给村里聚餐用。

老人会每年从每个生产队拿2000斤稻米做经费，遇到有人家要办丧事，一方面要帮助主持，另一方面也发放一定的抚恤金，调动其他家庭的青少年帮助后事。

从这个功能看老人会有一点原始社会巫师的意思，接受社会供养，也提供精神安慰和管理服务。

不过在70年代绝大多数地区还由生产对干部来承担这些职能，老人会是非常罕见的的组织。

80年代全国强制要求解散公社，分田到户，公社和生产队消失了，重建的村级政权没有钱，也没有号召力，基层管理出现了空白区，农民觉得公共服务没了很不满，社会治安出现动荡。

在这种情况下某些地方领导发现了兴国县的老人会，觉得是一个好案例，所以80年代末把它作为典型上报，得到了国务院全国老齡委的认可，在全国推广，于是各地纷纷建立起自己的老人协会。

因为辈分大经验多，而且熟悉地方的习惯法，所以老人会在地方上一定权威。

但任何超出家庭的组织要发挥作用还必须有经费支持。有的老人会靠捐款所以能力比较弱，但是一部分村级政权还有一部分集体财产，比如说鱼塘、荒地，因为变现能力比较弱，没人承包，就拨给老人会运营。

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老人会是村级政权的劣质资产管理公司。

这些乡村老人熟悉本地情况，比外来的承包者更善于利用资产，所以能让这些劣质资产发挥点作用，转化一定的现金流。

对于青壮年经营者来说这些现金流不值一提，但对于消费能力比较弱的老人来说这些资金足够支持协会运转，所以老年协会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很多时候还能发挥正面作用。

2005年浙江东阳市画水镇的农民联合起来，搞议化工厂违规排放，主要组织者就是当地老年会，最终抗议成功，十几家严重污染的化工厂搬迁，七名涉事官员被追责。

2008年《社会学研究》杂志刊登一篇文章《农村银色力量何以可能》就以东阳市画水镇作为研究样本。

邓艳华教授通过调查发现，画水镇的老人会已经覆盖了1/3的人口，每年都有稳定的收入，行政开支很少，同时还能在社会上拉赞助，是非常有战斗力的组织。

画水镇环保事件以后当地领导总结经验，说基层组织战斗力不强，放纵了对老人会的管理，所以说老年协会闹出这么大的事情。

抛开地方领导的立场不说，这个评价说明了“老人会”是不可忽视的基层组织。

2006年以后中国取消了农业税，在人民公社解散以后，村级政权要做事，原来本来要靠农业税的附加提留，现在农业税取消了，村级提留已经没有了。

在减轻农民负担的同时也意味着基层政权没钱了，所以很多掌握集体资产的老人会比村委会还有钱，是村委会村党委会之外的第三委，甚至被称为影子政府。

无论什么政权没有监管就容易堕落。前面提到的鹰潭市“刘家老年协会”已经被称为“地下出警队”“地下调解队”“地下医闹队”，在替当地村民争利的同时也实际上开始收税。

当地居民建房、单位搬迁，在得到政府批准以后还必须给“刘家老年协会”交一笔“祖业费”然后才能动工。

2018年福州市鹤上镇的干部到陆北村宣布村党支部副书记的任命，当地老人会现场表示反对，说副书记要由老人会来任命，乡镇干部准备离开会场时候还被围堵，需要警察来救援。

这些案例是政府最终把一部分老人会定性为黑恶势力的主要原因。

那么“老人会”应该都被解散吗？

去年五月国家发布了《关于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其中第18条明确指出，全面推行村党组织书记通过法定程序担任村委会主任。

这以后就没有什么村书记和村长的区别了，上级任命的书记虽然也要走法定程序，但必须兼村长职务。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管理和实际上的地方自治必然发生冲突，老人会和其他自治组织肯定会受到打击。

但是整个中国都在老龄化，农村的问题尤其严重，青壮年劳动力几乎都进城打工，老年人比例越来越高，在这种情况下老人会影响越来越大，也算一个客观需求。

2013年《中国审计报》发表文章《应将“老人会”纳入监督之下》对于老人会的问题文章总结为两点。

一是威望“过高”，影响了村委工作的正常开展，一些村干部解决不了的问题老人会出面就很容易搞定。

年轻人外出做生意赚了钱，回来给村里捐款，更愿意把钱交给老人会，而不是村委会。

二是监管不足。老人会自己有收入往往又受村民托付对村级财务进行监管。但老人会缺乏专业的财务人员，没有现代财务管理制度，资金管理混乱。

这个文章说的很客观，一方面老人会权威很高，另一方面潜在问题很大。所以一刀切消灭老人协会，否认一切地方自治的可能这并不是稳妥方案。

老人会也是合法公民组织的社团，应该给他们合法注册的权利，也像普通社团那样接受社会监管，财务公开不要让他们变成地下组织。

否则老人会的权威就会变成政权的对立面。

这村级干部任免既然要走合法程序，也应该承认老人协会可以代表会员提名后选人，这是村级自治体系的一部分。只要他们不滥用权力，不越过合法程序做决定，就不能强行干预，避免制造全面的对立。

在大多数乡村都要消亡的背景下，百分之90以上的乡村都会在一代人后消失，但是总要有人给农村做收尾工作，老人是比较合适的团体。

前面提到1972年出现的老人会，最初的任务是操办葬礼，现在他们主动出来承担一定职能，也不应该全面否定。

好，我们说下一个话题。

从零代到第四代兴奋剂 #

今年的一件大事就是第32届东京奥运会。去年11月10日共同社报道，国际奥委会可能要在东京奥运会导入基因检查，应对基因兴奋剂的挑战。这个基因兴奋剂是什么东西？

人类基因治疗技术的开发，从保守到滥用，可以分四种情况。

第一种是体细胞基因疗法。在体细胞里面做dna编辑，但是不干预生殖细胞，不影响下一代，这是临床基因医疗的主流开发方向。美国人就正在研究用基因编辑治疗先天性的视网膜疾病。

第二种是对生殖细胞修复，对生殖细胞下手，修复导致遗传病dna缺陷。虽然修复操作也不去增加人类没有的基因，但这个技术方向已经很敏感了，研究的人不多。

第三种是直接增加额外基因用来治病。刚刚被判刑的贺建奎就是用这个技术所转基因婴儿。目前还属于严重违反职业规范的技术冒险。

第四种就是基因兴奋剂，完全没有任何医学目标，纯粹为了增强体能，改变dna或者dna在人体内的表达方式。这可以理解为初步的转基因战士，是本届奥运会需要应付的新问题。

这个和传统的兴奋剂比，效果有什么不一样呢？

国际奥委会第一次检查兴奋剂就是1964年东京奥运会，这56年过去了，兴奋剂已经开发了四代产品。

这里我先回顾下兴奋剂的历史。

从竞技体育的第一天开始兴奋剂就出现了。

几千年前古希腊奥林匹克比赛，有的运动员吃毒蘑菇，用麻醉剂消除自己的疲惫感，增加耐力，算是超级玛丽游戏的起源。

还有吃动物的生殖器，实际上是自然版本的睾酮兴奋剂，这是第零代兴奋剂。

20世纪出现了化学工业和全面战争，两次世界大战，双方的士兵都需要大量使用精神类药物，消除疲惫，刺激爆发力。比如说俗称“觉醒丸”的苯丙胺就从二战一直用到海外战争，尤其是远程轰炸机飞行员几乎全体都吃。

这些药物扩散到运动场是第一代兴奋剂。

后来人类开始制造生物激素，比如说黑人科学家朱利安发明了大豆油中提取豆甾醇的方法，从此人类可以大量合成睾酮、孕激素，不需要从动物身上再去提取。

这就是第二代兴奋剂。

第二代兴奋剂最典型案例是东德，依靠世界大战的遗产，依靠发达的化学工业，东德每年投入500万马克，研究各种合成类固醇，东德1000多万人70年代始终排在奥运会奖牌榜的前三名。

后来的奥运会对化学类药物检查越来越严格，东德的神话消失了，运动员开始注射人体本身就有的激素，比如说促红细胞生成素，明显提高运动状态。

这是第三代兴奋剂。

2000年悉尼奥运会之前，这类兴奋剂完全查不出来。

现在外部注射激素可以查到，所以运动员开始直接改变自己的基因，让细胞自己制造额外的激素或者蛋白质。

所以就出现了第四代基因兴奋剂。

从效果上来说最大的进步就是很难查出来。

那国际奥委会和反兴奋剂组织打算怎么对付基因兴奋剂呢？

目前的主要办法就是严格管理兴奋剂检测实验室，大规模普查，再加上长期保存样品。

目前国际上被承认的兴奋剂检查实验室只有20多个。世界反兴奋剂组织要求这些实验室能够从毫升级的样本中检测出纳克，也就是1/1000000000克的违禁品。每个实验室成立的时候都经历了严格考核，每年还要复查一次。

即使复查通过，一旦发生兴奋剂丑闻也会马上降级甚至取消资格。

在2016年中国兴奋剂检测中心就被暂停了四个月的注册资格。

用这些高精度实验室，世界反兴奋剂组织每年要检测几十万份尿样和血样，平均每年发现3000多份阳性结果，其中接近一半会被裁定违例。

兴奋剂使用范围已经扩散到射击、高尔夫这些对体能要求不大的项目，说明普查的范围就很大。

最后一招是用时间换空间，以后用更新的检测技术来复查。

2004年雅典奥运会之后，国际奥委会宣布每届奥运会的样品保留八年。

2014年索契冬奥会样品保存时间进一步延长到十年。

现在查不出来的兴奋剂十年后也许就查出来了。

用未知的技术来吓唬运动员。

但是从理论上来说，这几个办法对基因兴奋剂没用，因为基因兴奋剂是让运动员自己来制造这些激素和蛋白质，如果要严格证明一个人用过基因兴奋剂，需要事先知道载体种类、注射部位，甚至要求去取肌肉切片，对运动员全身多处组织取样，做对比以后才能证明。

所以世界反兴奋剂组织目前对于基因兴奋剂只能宣布先禁止，检测手段以后慢慢再说。

一般认为很多大国已经广泛应用了基因兴奋剂。

从世界反兴奋剂组织的报告来看，俄国、法国、意大利、印度、比利时的发案率最高，这些国家的共同点是基因工程技术不算强。

其中最典型的是俄罗斯。俄罗斯反禁药实验室前主管格里戈里已经承认，在2014年索契冬季奥运会期间，俄罗斯在存放检测样品的实验室墙上偷偷开了个小洞，偷换样本。

这种间谍手段到客场就用不上了，这证明了俄罗斯基因工程完全落后于时代。

上个月国际奥委会和世界反兴奋剂组织都有对俄罗斯提出了严厉制裁。

但是从总体趋势来看基因兴奋剂的扩散是止不住的，而且随着医学需求的增加，运动员获得基因兴奋剂会越来越容易，一旦将来普遍应用基因疗法，我们也很难确定兴奋剂和正常治疗的边界，所以东京奥运会可能是一个分界线，纯种人类和新人类竞技运动的分界线。

最后我回顾一下几条新闻的后续。

春蕾计划处理结果 #

第55期睡前消息我们提到了春蕾计划向男性学生提供资助的问题。

1月10日全国妇联发表公告，承认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的发行方式不符合项目要求，偏离了成立计划的初衷，给儿童少年基金会秘书长记过处分，全部相关捐款退还。

爱政绩不爱维护 #

第六十期睡前消息，2019年年终总结我提到了很多地区花几十亿国家资金建造水利设施，然后因为各种原因废弃。

1月6日新华网转载了经济参考报的调查，发现去年安徽河南的旱灾和这些水利工程废弃有直接关系。

很多地方紧靠着大型水库却不能取水，还要靠几十年前公社时代的陈旧设备救急。

对于问题的原因，南京农业大学的专家认为，现在农村泵站最大的问题是条块分割，水利部门修泵站，运营管理没人负责，所以用国家资金搞建设的时候大家开心，增加就业，增加政绩，后续管理再花钱就找不到人了。

这和前面提到的老人会的问题一样，都是农村基层失控的体现。

世界内河运力长江第一，珠江第二 #

最后说一个2019年的数据。珠江水系内河货运量首次突破10亿吨，世界第二。

珠江世界第二，第一显然是长江，2018年大概27亿吨，2019年应该接近30亿。

之前我们一直说美国密西西比河是世界最大的内河货运通道，莱茵河是第二个。

现在德国美国的工业被中国超过去，第一大和第二大就都被中国占了。

从绝对数字看，密西西比河的运输量顶峰是7亿吨左右，莱茵河的运量是2亿吨，这曾经是我们要仰望的天文数字。

2004年不要说密西西比河，莱茵河的运量都是长江的六倍，现在已经不到长江的1/10了。

过去20年中国的内河航运发展速度比经济发展速度还要快几倍，是工业发展的重要指标。

长江的运输量增长，很大程度和三峡工程有关系。现在珠江运输量也上来了，必须得到内陆大型水利枢纽的支持。

9月15日的第19.5期睡前消息提到了珠江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等这个工程竣工，等到贵州和云南也能够通过珠江到达大海，珠江流域的运输量可能还有大幅增长。

好，66期睡前消息到此结束，我们周五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