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ggrollDatabase【睡前消息55】“春蕾计划”风波背后，中国慈善究竟应该怎么做？
2019年12月20日睡前消息文字版第5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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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Tube】“春蕾计划”风波背后，中国慈善究竟应该怎么做？
大家好2019年12月20日，欢迎收看55期睡前消息，静静介绍新闻。
民进党养水军，逼死台湾驻外官员 | 苏启诚被舆论压死，舆论后是党派斗争
这件事说起来和大陆还有关系，尤其和大陆网络舆论有关系。
2018年9月4日，台风“海燕”袭击日本，大阪关西机场出现暴雨和大风。关西机场是在大海里填出来的人工岛，当时一艘轮船失控，撞上了机场和大陆之间的跨海大桥，两幅行车道被撞断了一边，只能单侧通行。7800名旅客滞留在机场人工岛上，其中包括许多大陆和台湾游客。
为了避免混乱，日本政府接管了交通，除了政府车辆之外，一切车辆只许进不许出，虽然暂时加剧了恐慌，但保证了疏散通道。
然后，日本政府调来大量客车和高速船，一天内把所有滞留旅客都接出来了。这个速度不算太快，但在超级台风和事故背景下，也不算太差。
就在关西机场搞疏散的同时，国内媒体纷纷转载一个新闻，说中国驻大阪领事馆派15辆大巴开进了机场，把大陆的旅客接走了，有空位还允许自认为是中国人的台湾省居民上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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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几天的大陆网络特别流行一句话，"危难的时候，身后有个强大的祖国"，把这次救援行动看作重大的撤侨行动，和战狼电影是一个水平。
网易号·拾光：当你在海外遭遇危险时，请记住在你身后有一个强大的祖国！
就在所有游客忧心忡忡的时候，
只听到中国游客一阵欢呼，
原来，中国领事馆来接人啦！
机场内熙熙攘攘的都是滞留人员，
机场外是一眼望不到头的汪洋，
中国驻大阪领事馆的专车在众人的注视下，
仿佛从天而降。
但客观来说，网络言论夸大了事实。中国领事馆确实派了大巴车接人，但没有进入机场。中国人和其他滞留的旅客一样，首先要等待日本方面的救援。中国领事馆的客车开到泉佐野车站，把离开人工岛的中国旅客分流到新大阪与大阪车站，让他们能买票去其他机场。
当天的网络舆论非常混乱，很多媒体没有核实内容，把现场人员的微博和朋友圈内容当作事实发布，让网民以为只有中国人可以优先离开人工岛。这些大陆信息被转载到对岸，在台湾省引发了巨大争论。很多台湾人抱怨，说我们在日本设了5个代表处，派了高级官员常驻，政府天天吹嘘说日本人对台湾态度好，为什么最后台湾旅客只能靠大陆官员救助。结论是台湾驻日官员办事不力，该死。
在9月14日，台风刚刚结束，台北驻大阪办事处处长苏启诚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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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自杀之后很久，两岸媒体才一点点澄清真相。台湾人逐渐发现，苏启诚的工作还做得不错，能引咎自杀，也算是有担当的干部。于是舆论风向转了180度，各方面纷纷指责大陆媒体散布假新闻，甚至指责大陆网民到台湾网站带节奏，匿名发帖辱骂台湾官员，逼死了苏启诚。台湾民进党也趁机骂大陆媒体，说缺乏公信力，必须加强对网络的管理，避免类似事件。
台湾省检察机关刚刚做出了调查结论，当时在网络上带节奏的团队，是民进党的网络宣传组织，主要责任人的名字是杨慧茹。
在去年台风事件后，经过两岸媒体的合力炒作，旅客滞留事件已经变成了一个政治炸弹，各方面都想把炸弹扔出去，能不能炸到对方无所谓，反正自己不能被炸到。
台湾驻日本的外事机构如果办事不力，最大责任人肯定是驻日本办事处代表，当时是民进党大佬谢长廷。谢长廷为了撇清责任，来不及搞清楚媒体是否造谣，就把媒体吹出来的责任扔出去了，挨砸的单位是离机场最近的大阪办事处。
谢长廷公开表示，“驻日代表处”与“大阪办事处”是“平行单位”，游客在大阪受困，他管不了。同时，民进党网络团队宣称，大阪办事处被一群国民党控制了，贪污腐败，而且不听谢长廷的命令，所以把事情办得一团糟。总之，一切都是国民党的错。
大阪办事处的负责人是苏启诚，在当时假新闻的浪潮中，他没有开口解释事实的机会。而且他又不是真的国民党，所以国民党也并不积极保护他。很快就有消息说，台湾当局准备把他调回台北，听候处分。这意味着苏启诚的职业生涯要完蛋了，名声和现实生活都保不住。所以苏启诚决定自杀，起码能保住自己死后的名声。
当时骂苏启诚最厉害的的台湾账号，是“idcc”。所谓谢长廷管不到“大阪办事处”的说法就是从这个账号发起的。“idcc”骂大阪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是“党国余孽”、“烂到该死”。现在证实了，“idcc”就是杨慧茹。
不考虑政治问题，杨慧茹也是一个台湾知名的“网红”。她1978年出生，大学时期曾经欠了很多卡债，差点变成台湾版的“三和大神”。结果杨慧茹利用信用卡系统的漏洞，合法套走银行的几百万现金，成功翻身，非常励志。
当时台湾的中国信托银行推出了一个活动，使用信用卡购买“东森礼券”，预付1.9万新台币，就可买到2万礼券。如果一年内没有兑现礼券，就可以兑换2万元等值支票，或者换成2万元等值提货券，再加4000元购物折扣券，一共2.4万的商品。另外，中国信托银行的客户，只要每月预付800元会费，就可以享受刷卡优惠，再加上千分之二的电信回馈金。
这些优惠看着诱人，但扣除商家的利润，也不一定能让客户省下多少钱。只有把信用卡政策研究到极致的人，才能发现可靠的套利空间。经过反复对比，杨慧茹认为，至少有5%的套利空间。然后，她找亲戚朋友集资600万，存到中国信托银行，提高信用登记，预付了一年9600元的会费，开始网络刷卡。她把现金换成礼券，再把礼券卖给需要购物的人，同时积攒信用卡积分。这些积分换来的航空里程又可以继续拍卖。根据杨慧茹自己的说法，她通过循环操作，不仅摆脱了债务危机，还赚了100多万。
赚钱以后，杨慧茹没有选择闷声发大财，而是向外界炫耀，客观上也算是给台湾人民提供了薅资本主义羊毛的套路，从而被台湾网民送了一个 “卡神”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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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锐的观察力和网络号召力是很有用的，民进党高层很快看上了杨慧茹的价值。2008年台湾选举期间，杨慧茹是谢长廷的网络执行长，还和谢长廷合作出书。谢长廷有一个维新基金会，算是民进党的核心智库，一度号称影子政府，杨慧茹被谢长廷拉进基金会当董事。
最近舆论场反转，苏启诚自杀的事实被揭露以后。谢长廷完全否认自己和杨慧茹有关系，可惜网络上到处都是他俩的合影，很难彻底撇清。
但无论如何，谢长廷自己避开了所有的直接责任，杨慧茹也算是发挥了自己最后的价值。
现在距离苏启诚自杀已经有一年多，随着台湾大选临近。国民党终于发现了苏启诚的价值，韩国瑜公开呼吁蔡英文政府彻查此案，说如果自己能赢得大选，一定要查到底，给苏处长一个迟来的公道。从目前的台湾选举局势来看，韩国瑜是给不了这个公道了。
“春蕾计划”资助男生遭争议 | 国家运行靠税收，慈善活动会脏手
我先忽略事件后期网民质疑的腐败和虚构资助人问题，那是检察院和公安局负责的事情。目前整个事件的焦点，是网民不满给女孩的钱给了男孩。要理解网民的不满，我们首先要说清楚什么是慈善组织。
个人的慈善活动很简单，比如说你每天上班，都能在路口看到一个老人鞋坏了，你不忍心，买了一双鞋给他，这就是慈善。一般来说，个人慈善活动的效率是很高的，因为你通过日常生活观察，可以准确判断对方的需求，也知道这个人到底有没有资格接受帮助。
但是，大多数人每天忙着工作，没空去观察别人，不能保证自己找到比较可靠的捐助对象，所以需要别人帮忙，提高制造道德优越感的效率，起码要保证一个底线。
效率来自于分工，分工就需要组织，所以会出现慈善组织，替我们花钱，让企业交一笔钱可以买到名声，让个人交一点钱买到满足感。只要慈善组织按照约定花钱，它就可以留一部分做管理费。这是典型的商业行为。
既然是商业行为，就是出钱的人最大。慈善组织没有资格讨论要给哪个群体花钱，没有资格讨论该不该花这笔钱。因为它是代捐款人花钱的，指定喂猫的钱，就不能拿来养狗，甚至不能拿来给营养不良的儿童。你不按指定目标花钱，就是用别人的钱来满足工作人员的爱心，商业上定性，也许说贪污有点重，但肯定是挪用，必须自己用工资填上。只要春蕾计划的管理方不拿出还钱的计划，发什么声明都是错的，打一个标点符号也是错的。
我站在商业角度说少年儿童基金会犯了错，但我并不喜欢商业化的慈善活动，因为它浪费社会资源，起码也可以说一句使用效率不高。
普通人对慈善活动的认识，很大程度上来自日常生活，捐给邻居往往是靠谱的，但捐给社会群体，就很难说了。首先，人捐钱依赖于直觉，看起来越萌，越可怜的人，得到的资源就越多，比如说熊猫能拿到最多的保护捐款，热带雨林里面的昆虫就拿不到多少，但很可能虫子对生态的影响更大。
其次，人的直觉是受宣传影响的，宣传作品花钱越多，效果就越好，就能募集更多的捐款。所以，很多公益机构，花三分之一甚至一半的钱用来宣传，剩下的钱再留一部分管理费，拿来做事的钱比例就很低了。特蕾莎修女靠个人形象拿了大笔捐款，但并不给病人买麻醉药，理由是上帝让你们承受痛苦。有买药的钱，她宁可拿给宗教机构修教堂，因为捐款人听不到病人的惨叫，看得到大教堂，修漂亮的教堂对慈善机构是有利的。
当然，这并不违反商业道德，因为捐款人的需求是花钱买满足感，慈善机构制作最好的宣传片，推销最萌的受助人，迎合捐款人的需求，制造最多的仪式感和满足感，这是物有所值。只是对社会意义不大而已。
政府办事的逻辑和慈善机构完全相反。首先，收钱不需要问具体每个人的意愿，赚钱就要给政府交税。在花钱方面，人民通过人大代表选举政府，日常花钱的权利就托付给政府了。当然人大会议每年要批准一次政府的预算，但预算里面有一部分可以机动的预备费，人大也允许在紧急情况下临时修改预算。政府不需要承诺税收一定要花到某个方向，而是根据专业人员的判断，把钱花到最该花的地方。
这是慈善商业和政府工作模式的不同。在宏观角度说，我支持政府花钱的方式，社会资源不应该通过娱乐化的爱心来分配；但从具体事件来说，必须尊重商业道德，掏钱的人已经交过税了，剩下的钱怎么花是他自己的事情，所以该给女孩的，一分钱也不能给男孩。
大家都知道，红十字会，希望工程，还有管理春蕾计划的少年儿童基金会，名义上是社会组织，实际上在中国都是政府机构，至少也算是政府完全控制的半事业单位。高级领导基本都是平调的公务员，普通工作人员进去首先要问有没有编制。
这样，问题的根源就找到了，少年儿童基金会收钱的时候按照商业规律收钱，把爱心和满足感卖给捐款人，但工作方式是典型的公务员心态。认为不需要捐款人再次授权，自己就可以决定花钱的方向。
只要这些机构按照商业规律，到社会上募集捐款，和普通的公益组织竞争资金，只要政府不放弃直接管理，类似的矛盾就会反复出现。
前面我提到，慈善组织不需要对全民负责，只要给捐款人提供特定形式的爱心就可以。但是，既然政府把这些机构都管起来，他们就必然分享政府的信誉，借政府的名誉向全国超额募集捐款。
政府管理的慈善机构因此陷入了两难的局面。如果按照商业规律收钱花钱，就必须和商业机构一样卖萌吹牛，浪费社会资源，长期来看也会损害名誉；如果按照政府的规则花钱，无论客观上对错，只要被抓住，就是拖着国家一起破坏商业道德，费力不讨好。
所以，正确思路是政府撤出慈善领域，政府做政府的事，慈善组织做商业的事情，各自分工。过去政府派了很多人去管理慈善组织，现在可以遣散一部分，剩下能用的人，一半分流到税务局，一半用来监管社会慈善机构，不许它们过度做广告，吸引太多社会资源。这样政府永远不会遇到现在这种麻烦，能说服人大代表就可以了。
当然还是政府。如果正常人乐意工作，但还是不能吃饱穿暖，如果一个学生能考上公立学校，但读不起书，说明政府工作不到位，应该拿出税款去改变他们的生活。这是政府的本职工作，钱不够花就应该找人大代表开会，商量一下加税，而不是惦记着让社会捐款。正常的政府不应该指望捐款。
亲兄弟明算账，何况14亿人口之间并不是亲兄弟，那就更应该明算账，向企业和收入高于平均水平的人收钱，给穷人保证底线生活。我们的政府前面有“人民”做定语，国家前面有“社会主义”做定语，如果这种事还要指望希望工程和春蕾计划，那这两个定语就没什么意义了。
当然，政府只需要保证普通劳动者吃饱穿暖，保证普通学生读公立学校，能上得起学，吃得上饭。如果有人乐意捐款提供额外的福利，政府不用阻止，但必须记住这不是政府的责任。
好这个“春蕾计划”的话题我们就说到这里。
最后我们回顾一下最近几条容易被忽视的重大新闻。
🔘 人身损害赔偿标准城乡统一试点
第一条新闻算是一个迟来的好消息。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宣布，12月16日起，正式启动人身损害赔偿标准城乡统一试点，过去中国人遇到伤害，损害赔偿和身份相关，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计算方法不一样，现在终于要有统一标准了。公民权利越来越平等，这是好事。
🔘 中心城市群承载更多的GDP和人口，其它地区负责粮食生产、生态安全、边疆安全
第二条新闻，是12月16日的一篇文章。《求是》杂志登载了国家主席的讲话：《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
里面有一段话我必须让静静给大家读一遍：
新形势下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总的思路是：按照客观经济规律调整完善区域政策体系，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促进各类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增强创新发展动力，加快构建高质量发展的动力系统，增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经济发展优势区域的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增强其他地区在保障粮食安全、生态安全、边疆安全等方面的功能，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
这段话并不是上周才出现的，但不是随便什么领导讲话都会被《求是》转载。几个月前的讲话，重新发一遍，就是给全国人民划重点。所以，接下来20年中国人口流动和经济发展的主要定位，就是中心城市群承载更多的GDP和人口，其他地区负责粮食生产，生态安全和边疆安全。希望大家不要忽视领导的提醒。
🔘 2017年中国劳动力人口平均年龄已达37.8岁
第三个新闻是中央财经大学的《中国人力资本报告2019》，里面提到了两个有意思的数据。
首先，到2017年的时候，中国劳动力人口的平均年龄已经上升到37.8岁，现在应该是38岁多。我现在38岁多一点，恰好站在中国劳动力年龄的中点。。
其次，中国劳动力人口平均年龄最高的前五个省份是辽宁、吉林、黑龙江、重庆和湖南，东北是年轻人流失最严重的地方。结合前一条新闻看，东北农村应该会最先变成机械化大农场。沈阳以北，有活力的城市，无论大中小，估计不会超过10个，其他都会慢慢变成功能单一的居民点。
好，55期睡前消息到此结束，感谢各位收看，我们周日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