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大企业要重视政府关系——浅谈政府视角下的产业规划（以新能源汽车为例） #

• 作者：MUMA
• 平台：知乎🔗原文

本文是作者在小米等企业近年来不断进入汽车行业的背景下写的一个科普回答的引申。普通公众可以通过本文一窥政府的经济行业主管部门对于产业规划的一些行为逻辑，但不能当成是事实，特别是本文提到的某些不符合自由贸易的内容，只能当成是一种可能性，而不能当成是现实世界中已经发生的事例。至于读者中阅读本文的政府相关部门内新入职的公务员，切不可将本文当做本地产业规划的模板使用。

原回答

原回答讲得比较简略，故在本回答里做一个展开。当然，即使是展开来写，也只能很粗浅的讲一下视角和思路，实际政府综合考量的内容比作者写的方面要多得多。

——正文——

在普通民众乃至相当多的企业老板眼中，在国内做生意是不怎么需要政府关系的，更不需要看什么政府产业规划。这种观点大体上是对的，因为绝大部分人都接触不到这一块，同时大多数行业不接触行业主管部门光靠自己也能做比较高的程度。而在另一方面，部分企业老板和普通民众又把政府关系理解错了。在他们眼里，搞好政府关系仅限于结交认识领导个人，特别是一二把手，又或者是获取政治身份，比如当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但这实际上把政府关系理解得狭隘了。正常的政府关系不是某个企业家和某个政府官员之间的个人关系，而是企业与政府部门两个机构之间的关系，前者是非法利益的深度绑定，而后者是基于合法利益的深度绑定。

还是以汽车行业举例吧，这几年来，不少地方爆出造车新势力声势浩大的进入这个行业，一两年后又因为各种原因推进不下去而烂尾，更有不少老牌车企因经营不善而倒闭。其中的原因多种多样，作者从政府行业主管部门产业规划的角度来谈一下吧。

对于汽车行业来说，这是一个深度需要政府关系和政府产业规划的行业。在美国，通用汽车当年面临破产时，是美国联邦政府出手救困；而德国的大众汽车，政府拥有20%的股份，甚至还针对大众汽车出台了饱受争议的《大众法》。而在国内，特斯拉宣布在上海建厂前夕，国内修改了汽车领域的投资法律，废除了之前禁止外资在汽车领域建厂时持股超过50%的限制。

回到国内其他造车新势力，相比于相对容易进入的手机等数码领域，由于一部最低档的入门汽车售价也十倍于一部手机。至于其他中高端汽车，售价百倍于中高端手机也很常见。除此之外，汽车在生产、运输和销售各个环节上都比手机要慢，这就意味这和手机相比，汽车领域要占用更多的资金，且资金回笼周转速度要比手机慢很多，两相叠加，进入汽车行业的资金门槛要比手机行业高几十倍。

除此之外，一个常被人忽视的地方在于汽车的体积比手机高4个数量级（万倍），这意味着汽车的生产占地面积至少百倍于手机生产。下图是答主某次参观时拍摄的汽车整车组装厂，可以看到地面上密密麻麻的停满了刚下线的新车，而相同数量的手机下线，可能只需占用一个停车位（因为手机可以堆叠而车辆很难堆叠）。

而远超手机厂百倍的生产厂区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与手机生产时供应链高度集中不同，汽车的供应链要分散得多。即使以精益生产著称的丰田，将所有的供应商集中围绕整车组装厂布置，其部分供应商也不得不安排在200公里以外。而与之相比，手机生产中可以将大部分供应商集中在一个地级市的范围，比如富士康的深圳基地和郑州基地，其供应链上的其他企业都可以被深圳和郑州一个城市吃完。反观汽车行业，大部分整车厂所在的城市，并没有足够的土地容纳汽车产业链条上所有的配套供应商。

这带来的最大差别，就在于做手机，可能只用和一个县区级的工业开发区管委会搞好关系即可，最多寻求开发区所在地级市政府的支持。而搞汽车，由于配套企业一个地级市无法全部吃下，故车企为了维持正常生产，还需要寻求省级政府的支持，甚至因为某些关键物料连所在省也配套不了，需要省政府出面向外省企业寻求支持。如下图，国内汽车年产量前五的城市，其几家整车厂因为关键物料供应问题，联合找上了省政府工信厅去外省协调供应，最终也只是和外省的供应商就物料供应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

从地方政府的视角来看，与其他手机、笔记本电脑、服装、鞋帽、玩具等小件商品不同，体积越大的产品越需要规划，从电视机、冰箱、空调开始，直到家用轿车，由于建立这些产品的生产厂需要海量的工业用地指标，通常一个地级市的工业用地指标吃不下全产业的上下游，这就导致该产业需要省级政府行业主管部门协调多个地级市相互配合。但这种协调配合，又会牵扯到大量的地方利益，如果相关车企的政府关系不够，会很容易卡在半路上进退不能，最终一败涂地。

那么从政府的视角来看，这些地方利益如何牵扯，又如何分配呢？举个形象的例子，1个省下面有10个地级市，该省每年能从国土部要来10K亩工业用地指标，10个地级市每年分1K亩指标。正常情况下，每个地级市不会有无限量的白地（即政府已经完成征收的土地）来等这个工业用地指标。我们假设每个市手上有2K亩的白地（当年指标的1K亩和为下一年度预备征收好的1K亩）。某造车新势力想在A市投资汽车行业造汽车，整车厂连同配套企业共需要10K亩工业用地，这时候就会出现一个难题，即A市没有这么多的土地可以供给（它手上只有2K亩白地），同时，A市也没有这么多工业用地指标可以卖地（它当年只有1K亩的指标），那么这种情况下，就需要省政府来协调这个问题了。

对于省政府来说，第一个问题是，是否应该为留住这个造车新势力的投资而将全年的工业用地指标全部划拨到汽车领域？又或者说，这个问题的另一个提法是，把所有的工业用地全部划给汽车行业，那么其他冰箱、空调、洗衣机、电视等行业企业要来落地的投资项目是不是要全部回绝？

如果你作为省政府选择是，那么随之而来的第二个问题是，你打算牺牲那些城市的利益来满足A市的利益，因为你一旦决定把10K亩的工业用地指标投到汽车产业，那就意味着省内其他城市在未来一两年内将机会拿不到工业用地指标，这些城市在未来一两年内的工业发展将陷入停顿，工业招商将会因没有土地提供给外来的企业设厂而不再有新的增长点。其他那几个被你挪用了工业用地指标的市委书记和市长会轻易放过你么？你的这个决定不但是断了这些城市市民的财路，更是断了这些城市一票官员的升路（因为国内官员升迁经济增长数字是最重要的考核指标之一）。

在9城都反对的情况下，你决定修改一下分配方案，将10K亩工业用地指标分给A市以及A市周边的BCDE四个城市各2K亩，心想我拉拢一半来压制另外一半，这总可以了吧。随之而来出现了第三个问题，BCDE这4个城市凭什么愿意为A市的整车厂做配套？

正常人会觉得，A市引进了大车企，我B市从汽车产业链条中分到一部分配套产业发展本市的经济，不也很好么？但实际上很有可能是，B市对落地的配套产业挑肥拣瘦，不一定会愿意为了A市吃肉选择自己喝汤的产业配套。

比如新能源汽车制造需要的玻璃、轮胎（橡胶）和电池组，这些都是高能耗高污染的化学产业，接收这些产业的城市，要下大成本改造自己本地的能源供应基础设施（需要协调电网建设专用的供电线路和用电配额）和污染后处理设施。额外的，由于工信部之前颁布了关于玻璃产能置换的规范性文件，B市为了落地汽车玻璃的项目，还得跑去工信部落实产能置换。得先自己去其他地方的玻璃厂谈妥让其淘汰落后玻璃产能，才能将其淘汰下来的产能指标用于本地新建的汽车玻璃厂。

这种高投入低收益高污染且指不定过几年又要被工信和环保严管取缔的项目，B市的领导和工业部门为什么要承接？我不和你A市玩，自己承接个小家电生产的项目安安稳稳的吃个十年小红利它不香么？

所以各市相互协调到最后，很可能是A市拿到2K亩用地指标（把自己前期预留的白地用完），自己吃下硬骨头的汽车玻璃，B市只挑了汽车轮胎的配套，C市选了小型金属零部件加工，其他五个没有项目落地的城市每个城市的工业用地指标划给A市200亩，自己保留下800亩。整个汽车项目的一期用地从10K亩削减到6K亩，汽车的电池、底盘、电动机等高成本的配套项目无城市愿意接手，也没有土地指标落实这些配套厂，只得选择从省外引进。

这又带来第四个问题，即你如何保证自己的物流供应链持续周转？我们假设新投产的汽车厂设计年产量为一百万台，这放在全中国这几年每年二千五百万台以上的总产量里，可能只是一个占比不到4%的腰部企业的产量。但就是这个看似很低的占比，平均下来也意味着每天要差不多生产3000辆汽车，大体相当于本文第一张图里停车场上所有汽车的数量。

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如果你的汽车厂的配套零部件不在同一个省份，那么很有可能你的汽车厂会拿不到足额的配套零部件，以至于很难达到设计产量。

我们还是以第二张图里的公开新闻为例，国内排名前五的老牌汽车城，其汽车零部件的本地化率仍然不足以覆盖全产业链，关键时刻芯片供应不足的时候，还得让省政府出面去外地找供应商协调供货，并且从新闻通稿来看，结果也只是“深入交换了意见”，用白话来说，就是……

换成供应商所在的对方政府，关起门来说话，你配套企业在我的地盘安家，那么所有的产量必然要优先供应我本地的车企，有富裕的产量才能考虑向外地车企供应（大多还是要求双方不是市场上的直接竞争关系）。

于是，等你花大力气完成了大量的基础投资后才发现，当初一万亩的用地计划妥协成六千亩，反过来坑了自己，新建好的生产线因为供应链不能保障足量的物料供应而迟迟无法达产到达规模生产的盈亏线。

此时你怎么办？第一个办法就是持续亏损五年，在五年间想办法陆续引进各配套企业，完全本地供应链建设，站上规模生产的盈亏线。但这个方法中，配套企业也不是傻子，你让配套企业按年产一百万的标准来建厂，而先期建厂的配套企业每年只能在你这里拿到三十万的订单，它也得亏几年，人家肯定不愿意来。

第二个办法是找通天的靠山，帮你协调两个省份，让配件供应省份停掉自己本地汽车厂的产线，将物料省下来给你的汽车厂用。如果这条路真的走得通，你还需要辛辛苦苦的来做实业么？直接卖指标批文不是更来钱？

第三个走不通的办法，就是在市场上出高价买缺少的物料。这个方法在自由贸易的市场上是走得通的，但问题是全世界并不存在自由贸易的市场。正如中国买不到荷兰的光刻机一样，在汽车这种关乎当地重大利益的领域，自由贸易也是不存在的。在外地的相关配套厂敢将本应供应给外地汽车厂的配套的部件卖给出高价的你，很有可能第二天就会接到所在地消防队的消防检查通知，然后工厂以不符合消防规范被要求停工整顿。

你帮配套厂按消防规范完成了全套消防整改？第三天可能当地供电局就发通知说供电线路要停电检修，请配套厂停工配合。

你帮配套厂买来全套发电机每天烧柴油自行发电？抱歉，第四天铁路局通知说最近车皮紧张，没多余运力把配套的物料运给你。

你咬咬牙把铁路改成公路，想雇几十辆大货车直接到厂区提货？那估计也不行，因为第五天对方的工业园区管委会下通知，说园区下水管道堵了要改造，直接将配套厂大门口的路挖了来埋污水管。

综上，我们可以看到，对于某些长产业链且涉及本地大量就业（用工数万乃至十几万）的行业来说，地方政府出于各种原因必然要深度干预的。对于这些重点行业，地方政府会以产业规划的形式将未来一段时间投入的资源加以明确锁定，反过来，我们也可以通过看各地的政府产业规划，对各地政府未来的发展思路以及最重要的资源运用能力进行反向分析。

以下答主反向分析点评一些常见的政府产业规划，仅代表答主个人见解，不代表行业共识，千万不要以答主的分析为准。

一、产业规划立足于当地特产的经济作物。 #

这样的产业常见于经济较为落后的农业县，产业规划大多以本地特产的经济作物的初步加工为主。以答主之所见，这些产业规划大多偏向于引进外来企业于种植和粗加工环节，且受制于本地经济作物的产能，整体规模有限，规划的水平相对较低。为什么说水平相对较低呢？因为此类的规划过于侧重于生产端，但在答主看来，此类规划首先要重视的，是获得原产地认证、地理标示认真和制定相关特产的地方性标准。这些项目如果没有提前做，后期项目做起来了，就相当于帮其他也是发展该特色经济作物的地方做嫁衣。

我们以徐闻菠萝为例，上个月大陆取消台湾水果凤梨（菠萝）的进口，广东湛江徐闻县的菠萝趁势出圈占领了热搜。

通过搜索我们可以看到，徐闻县很早就将本地产的菠萝做了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证，这个做法至少保证了其所在的县政府在后期推广菠萝这个经济作物时，相较于其他也生产菠萝但未进行认证的县份有了很大的名分大义。同样操作的例子，还有柳州的螺蛳粉，在柳州市政府下决心投资源于螺蛳粉这个产业时，早早的在国家质监局推进了螺蛳粉的地方标准认证，认证拿到手绑定了柳州之后，才逐步开始投入大量资源用于发展螺蛳粉，避免之后为其他地方类似的粉类方便面做嫁衣。

当然，总体来看，此类地方特色经济作物的产业规划，对于县份这个体量的政府来说，并不是一个很好的规划方向。因为这种规划看起来因地制宜利用了地方特色，但所需要的资源比较大，很少是一个县级政府能负担。还是以上面徐闻菠萝的搜索结果为例，从图片中我们可以看出，实际上获得认真的是徐闻县的愚公楼菠萝，而愚公楼只是徐闻县最早种植菠萝的一个村。作为一个地方特色来说，一个村能汇聚的资源太少了。2005年的时候徐闻菠萝将认证划定到一个村（甚至不是县下面的一个乡镇），作者觉得这反而会造成徐闻县自己在宣传上左右为难——你宣传认证过的愚公楼菠萝吧，那徐闻县其他非愚公楼村生产的菠萝岂不都是水货；你宣传徐闻菠萝吧，其他县见你的菠萝火了之后蹭你流量你又没法维权。

当然，最大的问题还是长期规划中持续在国内范围的媒体上保持一定的形象宣传所需要的资源费用，一个县的财政很难负担。这次要不是台湾凤梨意外带火，国内在县一级有资源持续维持宣传强度的，好像也只有沙县小吃这一个。

从搜索结果上看，沙县小吃是由沙县政府投入资源组建了专门的协会进行公司化运作，持续不断的投入针对性的资源，才成长为中国排名第三的地下情报组织。相比之下，柳州螺蛳粉，青岛啤酒，烟台苹果这些在国内范围内有一定知名度的特色产品，基本上都只有地级市才能负担。

因此，从理智的角度上看，农业县的产业规划，做本地特色经济产物还不如老老实实做养猪、牛羊畜牧，稻米种植、蔗糖等常规农产品的深加工。指望自己投入宣传资源做出特色产品，还不如及时止损，随大流做主流农产品拿低保吃国家的补贴。

二、产业规划以小五金日用小商品为主。 #

常见于江浙县份的产业规划，比如被誉为“世界牙刷之都”与“中国酒店日用品之都”的江苏省扬州市杭集镇。此类产业规划和第1类相比，不太受制于本地经济作物的产出，同时生产过程对场地面积的要求较低，转产也很灵活。选择这样的产业规划，后期对工业用地的指标压力比较低，比较适合土地资源较为紧张的基层政府。当然，在此类规划中，要特别重视物流基础设施的建设，尽量为园区企业降低物流成本——因为此类产品对价格比较敏感，而当地政府受到法律限制，很难直接将财政资金补贴给企业，因此用强化物流基础设施，降低物流费用的方式间接补贴企业，是个不错的方向。

那么此类产业规划的缺点在哪里呢？缺点在于同一区域内聚集了太多生产相同产品的企业，彼此之间很可能内卷严重。大家拼命打价格战的后果就是大家都不怎么赚钱，这对企业中长期的技术升级是个很大的考验，地方政府如果在产业规划中没有特意的引导企业进行产业升级，几年后很有可能就会被市场所淘汰。第二个缺点在于当地的治安不好处，一群内卷的打工人可能会选择拼命加班，而一群内卷的老板，万一动了心思，开始寻求使用市场竞争之外的手段来消灭竞争对手，将会对本地政府的治理能力将会是很大的挑战——特别是某些农村宗族势力强大的地区……

三、产业规划以服装鞋帽箱包为主。 #

也是常见于东部的县份。此类产业规划与第2类相比，首先是产业链长了不少（当然整体上看产业链还是偏短），以一个县的体量，可以大体吃下主要的产业链，即可以保证供应链的稳定，工业区内的各企业也由第2类相互内卷转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同一地区内企业内斗较少。同时，由于相关品类在国际上有外国的奢侈品牌锚定了较高的售价，使得国内相关行业的利润率比小五金小商品一次性打火机酒店用的一次性牙膏牙刷要高很多，这又带来另一个好处，就是本地政府在规划的后期不需要付出太多的资源（技术改造投资补贴）去让企业进行技术升级。

在答主看来，对于资源比较少的地区来说，选择这个方向的产业规划还是比较靠谱，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越南、孟加拉、柬埔寨、缅甸这些国家都靠做这个实现了小有积累。

四、产业规划以重化工或危险化工等为主。 #

这是一个反潮流的县域经济规划方向，把化工产业集中区作为产业发展方向虽然缺点很多，但好处也不少。

其中的缺点就是前期基础设施投入颇大，园区对应的环保后处理厂，处理化工事故的应急处置设施和队伍，都是一笔不菲的投入。当然最大的问题，还在于所在地居民以及政府内其他部门对于危化品风险的担忧和反对，故寻求相关人员长期且稳定的支持对规划的落地很重要。

上图是答主去年疫情初期带队去某重化工集中区的一个危险化学品厂抢运防疫急需的环境消毒液时拍摄的照片，当时旁边一条产线发生了故障，厂方的工程师们正在设备旁边分析故障点，周边的管道内全是一战时期的老牌化学武器原料：氯气。现在回想起来，即使答主这种经常进工厂做安全检查的半专业人士，感觉还是很瘆人，万一设备出大故障，造成管道内氯气大规模泄露……

不过解决了以上难题，好处也是很多的，首先是招商引资的压力会小很多。由于大多数地方的环保和安全压力越来越大，大多数地方政府会下意识的将本辖区内之前存在的化工厂赶出去，这就相当于周边区域的地方政府都在帮你招商引资。

其次这些化学品大多不适宜长途运输，天然自带交通物流壁垒，故市场竞争烈度低。只要县区本地对安全生产工作足够上心，不整出重大安全事故，整个产业对地方经济的拉动还是很不错的。

由于经济越发达的县份对化工产业的排斥就越大，故该产业方向对比较贫困的县份来说，不失为一条比搞本地特色经济作物更靠谱的道路。当然，对于落地的县份来说，专业人员和设施的投入一定要跟上，和上级规划部门也要协调好，最好能配合上级部门要求其他地区取缔淘汰相关化工产业的规划一起实施。

五、产业规划以白色家电等为主。 #

进入了这个层次，相关产品生产所需要的资金和技术会有较大的提升，这些产业通常不是一个县份能吃得下的。由于产业链比较长，配套企业也多，即使是一个地级市，想要做这个方向的产业规划，也是需要反复取舍和考量的。

第一个要考量的点，还是工业用地。由于我国的工业用地制度是指标配额制，全国每年都有一个限定的配额，再由各省区县到国土部拿对应的工业用地指标，才能把所需要的土地卖给从外地招商引资来的企业在本地投资建厂，这就造成了在我国，所有的大型产业规划，都不是项目落地的地方政府能单独决定的。由于大型产业项目落地需要超量的工业用地指标需要所在地政府向上级政府的土地规划分配部门争取，而这种资源的分配，上级部门也很难独自决定，需要和更上级的部门（要增量）以及其他下级地区政府（调存量）协调，而此类协调由于实打实的损害了其它地方的利益，通常是很难成功的。当然，目前主流的做法是上级部门保留一部分机动用地指标，比如一个省每年拿到12K亩的用地指标，省政府给10个地级市1K的指标，手上保留2K的机动指标灵活分配给引进了大项目的地市所需。

但即使解决了工业用地指标，也不一定能解决工业用地问题。因为地方政府获取工业用地，是需要实打实的垫付大量的成本的。出于征地成本的考量，通常地方政府从农民手上征收土地的计划进度是根据常规年份的用地计划来倒排。比如说地方政府每年能获得1K亩的用地指标，那正常情况下其土地征收部门从农民手上征收到的土地会维持在1.5-2K亩的储备水平上——由于从农民手上征收土地需要地方政府支付征收款，而土地从完成三通一平到匹配指标再到走招拍挂流程卖给项目的投资方通过土地出让金回收前期垫付的征收款有较长的时间和较大的资金压力，这就使得地方政府在平时不会储备超出用地指标太多的土地。这就造成了大型产业项目落地时，即使从省政府哪里拿到了3K的用地指标，也不代表着落地项目所在的市政府能在短期内提供3K的工业用地。而这一点的矛盾，很容易造成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囚徒博弈。

大型企业：我想在你这里落地一个大型工业项目，厂区需要3K亩，你们这能提供么？

地方政府招商引资部门算了算，发现短期内提供不了，但还是打肿脸充胖子说：没问题，你承诺投资1000亿，我就给你配套上3K亩地。

大型企业内心狂喜，只要买到3K亩地，以后就能旱涝保收的做包租公了，至于1000亿投资，但且答应无妨，反正地到手了后续资金不到账你地方政府也奈何不了我，于是说：好的，我承诺投资1000亿，你3K亩地卖给我。

地方政府内心狂喜，只要企业1000亿投资到账，自己就可以凭此向上级政府申请2K的用地指标（只是提升申请通过的概率但上级不一定会批准），到时自己再加把劲突击强化一下土地征收，项目就成了。于是地方政府说：那说定了，你1000亿项目资金全部到位，我就走招拍挂程序把地卖给你。

有经验的大型企业一听，心里就知道提出这个要求的地方政府不好糊弄，要资金全部到位才卖地，就是要企业和地方深度绑定，防止企业做不下去半途跑路止损。于是坐地砍价说：我能不能分三期投资？第一期先到位200亿，用于买地建厂房？

地方政府一听，心里就知道这个大型企业不但留了一手准备随时跑路，甚至说不定根本没有在本地进行真实项目投资的计划——在国内相当一部分名声很响亮的企业，其常规的操作方式就是借自己的名头向地方政府承诺高额的项目投资，借项目的名义来大量获得当地政府低价直供的土地（比单纯的非限制性拍地的获地成本低很多）。而当土地到手之后，这些大企业往往以各种借口降低后续的投资力度，并将大量已建成的厂房分租给当地其他不相关的企业入场进行其他产品的生产，自己做一个包租公，收租二三十年后，再等城市房展该工业地块成熟升值后高价卖出，以工业项目的名义来做房地产项目。国内相关的大企业和中招的地方政府就不提了，国外最出名的此类房地产项目，就是前几年美国懂王刚上任时，国内某知名企业承诺要在威斯康辛州搞一个号称“世界第八大奇迹”的工业项目。

当年威斯康辛州政府一通忙活，让出了老大一块资源，让某省首富以超低的价格拿到了土地和厂房，懂王也在开工仪式上挥洒了几铲子，结果几年过去了……

综上，我们可以看到，做大型工业项目的规划，对于地方政府来说，需要反复的斟酌。地方政府不但需要斟酌要上自己的产业规划中要上什么类型的大型工业项目（需要考虑地方的比较优势），甚至还要更退一步，考虑产业规划中要不要上大型工业项目——因为大多数地方政府都没能力从上级政府拿到铺开大型工业项目所需的足够的资源支持，甚至自己本身所具有的资源，也不具备支持大型工业项目的展开——但不少地方的基层政府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手上的资源不足以支持大型项目的展开，比如上图中的威斯康辛州，结果就是州长因为后续几年项目半途而废，没有带来预想的就业岗位和税收，结果在州长竞选中被对手集中攻击，最后败选丢了州长的位置。

而这还是对政府官员惩罚相对较轻的美国，考虑到美国制造业衰退，大批工业土地抛荒，故某省首富即使低价买下了这些土地，多少还是让州政府拿到了一点税收。但对于像国内这种工业用地紧张的环境，你作为产业规划部门，选择了一个对地方政府来说投资很大风险也很大的产业作为规划的方向，则意味着一旦失手——包括先期投入大量的征地费用预留了大体量的工业用地但却没有按时间节点将相应体量的目标的企业招过来的风险；大企业招过来了但对方只是想花一点小钱做包租公的风险；大企业招过来了但对方只是为了把坑占住不让竞争对手进入本地区（毕竟你的土地只够引进一家无法引进两家）的风险；大企业进来了但行业发生太快，结果进来的企业持续亏损，逼迫本地政府不得不在后期持续拿财政收入输血的风险（常见于东北地区）。这些风险中的任意一种，都意味着在未来一届政府任期内，本地的经济都不会取得增长，省市县区各级政府中一大票当初支持这个决定的官员事后都要靠边站。

相对来说，还是印度和美国的官员在这方面更幸福，因为两国独特的土地所有制，使得两国的任何大型用地项目上都不需要花太多心思在土地问题上……

另外说一下，从白色家电这个级别往上，产业规划要专门考虑的其他事情就很多了，比如说物流交通和电力供应。

对于交通来说，除了正常人思维中的改善交通物流条件之外，政府产业规划人员还要反向考虑是否要有意识的在产业规划中制造物流壁垒。因为像白色家电这种大件商品在销售过程中，生产厂到销售地之间的物流成本占比很大，这就使得物流成本形成的壁垒对没有白色家电但又想发展白色家电的城市来说，变成了一个另类的招商引资工具，即你来我这里投资建设白色家电，让生产厂跨越省级间的物流成本壁垒，直接对接近距离的省内的消费市场，将让你比其他白色家电生产厂在本省的市场竞争中取得额外的价格优势。

比如答主所在的西部落后省份，和隔壁某白色家电制造业强大的东部发达省份之间，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直到十年前的二十多年间都没有落地两省直通的高速公路，也没有落地两省直通的铁路。答主本省的不少民众据此认为是本省政府规划不得力，没有积极对接东部经济发达的省份。但在答主看来，这个规划也不见得是错的。正因为两省的交通存在壁垒，物流成本居高不下，才在某个角度上保护了本省的某些轻工业，让这些本该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随着国企大下岗浪潮一起倒闭的本地轻工业企业没有在上个世纪本地政府最困难的时候被东部的优势轻工业企业冲倒，依靠交通不便抬高隔壁省份轻工企业的产品成本，又多活了十年，拖到了本世纪初整体国民经济重新起步阶段才倒闭——本段为作者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的瞎推测，千万不要当成两省之间公路铁路交通二十多年未打通的正式原因。

六、产业规划以笔记本、计算机等黑色家电等为主。 #

此类电子产品在技术上比之前的白色家电复杂了很多，产业链也变长了不少。虽然理论上一座城市也能容纳得下，但实际上能大体吃下整个产业的城市并不多。在国内也就是重庆（笔记本）、合肥（液晶面板）、深圳和合肥等少数大型城市吃了下来。

由于产业体量巨大，故此类产业规划需要考虑的事项更复杂。在这个阶段，对于行业内的大企业来说。不是随便找个地方政府就能落实得下来的。相关大企业要深入考察项目所在地的地方政府的能力以及彼此之间的政府关系——如果企业只看重地方政府给自己的利益承诺而不考虑地方政府协调上级政策和其他方面利益的能力，那么大体上投资就会白给。即使是所在行业的大企业也需要过硬的政府关系，才能协调得下来。

以郑州为例，当年富士康决定落地郑州，从河南省人社厅的公开报道上看，落地三年后，河南全省社保缴纳人数增加了70万，相当于以往作为劳动力输出大省的河南，少流出了上百万人口（包括缴社保的70万劳动人口及其不缴纳社保的几十万子女亲属），惠及了河南相当一部分城市（人口流出对城市利益是一个很严重的损害）。如此大的利益绑定，河南省人社厅，以及郑州周边的几个地市，当然会全力支持郑州落地这个项目。但对于郑州来说，光做到这样就行了么？显然不行的。还有很多部门并不郑州在富士康项目的利益体系内，这需要郑州当地政府付出更多的政府关系去打理(以下内容皆为答主瞎推测且勿当真)：

1、电力和交通规划。由于项目的落地给郑州带来了几十万的新增人口，这使得当地的用电负荷大幅度增加。而这些年来，随着国家环保政策等相关政策的收紧，地级市再也没有了根据自己的需要随意增加火电厂的权力（反而各地级市的火电厂还要相继关停），而只能全部等待国家电网从西电东输项目、以及风电核电水电所在的城市远程送电过来。因此，当你要落地一个涉及几十万人的大型产业规划时，首先要花大力气去找国家电网给你提前建设电力输送线路（输电线路建设也是一个需要几年工期的项目），而像国家电网这种世界百强的大家伙，地方政府认为的大项目，在他们眼中完全不值得一提（在国电手上排满了各省政府的所谓的大项目申请），你一个地方规划想让国家电网帮你提前做个配套，那可真是给国网送钱也办不成的事（国网的制度决定了它作为一个公司没有多少合法渠道收你的钱）。同理，中铁集团、省级高速公路线路及相关的航空公司，都是需要地方政府提前规划布局，但又不太买地方政府关系（尤其考虑到中铁集团的铁路线路大多亏损多开一条线路就多亏一份钱）的利益集团。

2、市政规划。当一个城市规划吃下一个用工数万人的行业时，意味着相关的工业集中区几乎无法承受原市区与工业集中区之间员工上下班时的钟摆式交通。此时新的工业集中区需要配套解决十几万人的住宿问题（工厂数万员工加便利店小吃店快递等数万配套人员），这就需要所在城市为工业集中区配套商业住宅区和与主城区之间的交通线。还是以郑州为例，吸引富士康落地的新郑空港集中区的规划面积超过400平方公里，见下图

从上图可以看到，大的产业聚集区，不但近期规划里要有工业和物流，还需要规划为其配套的住宿和商业，而从中远期规划里，所在城市的财政为了从配套的住宿和商业中收回投资，还得将旧城区优质的教育和医疗资源分到新规划区，以抬升新规划区的商业地产地价。这就得在规划中协调教育局、卫健局、交通局、商务局、住建局、公安局、法院、检察院、税务局、工商局等一水的职能局来配合。这其中在老城区的优质学校和三甲医院尤其不愿意安排人手去新区运营分支（大部分中层都会嫌弃新区路远不便利）。

3、政府人事规划。对于大型的产业规划来说，由于存在项目落地时间紧，达产压力大等一系列资金周转和产能衔接的要求，大型企业为了为了转嫁自己的资金运营压力，会对承接地的政府提出一系列包含明确时间点的落地协议。而地方政府为了按时间节点落实这些落地协议，在编制规划时，某些不能公开诉诸于文字的规划，就包括接收地的政府人事规划。

一般来说，政府体系内的公务员大多是规则的维护者，守序、保守、做事讲究程序和红线是大多数公务员的行事准则。而大型产业的落地配套，则很难完全做到这些，故有能力且有信心吃下大型产业的地方政府，其整个政府从高到低的一系列领导班子，必须做出专门的调整和配置。

因此在做这些大型的产业规划时，还要分析到项目所在地那些关键岗位的官员是否是守序保守，如果是，那还得提前规划人事，将注重效率，敢于创新，锐意进取的一批领导干部替换到项目所在地的那些关键岗位上去。除此之外，还需要在制度上进行设计，进一步降低这批换上去的领导干部在工作中对制度红线责任的顾虑。纵观这十几年来，敢于选择大型产业规划的地区，不仅仅只依靠自身的特色和资源，其主官在实际操作上每每有很多敢为天下先的创举，比如说吃下了笔记本产业的城市推出的地票制度；吃下了显示面板产业的城市，为了保证该产业的资金，甚至停掉了在建的地铁线路，把节省下来的财政资金拿去做了风投；而吃掉了苹果的那个城市，在富土康刚落地的那几年，由于劳动力供给不足，很多配套的电子厂招不到足够的员工开工，于是在那几年网上频繁爆出当地的职高学生被学校强迫到电子厂“实习”的负面新闻（请读者自行搜索作者就不指名列举了），这换到其他地方，当地教育局局长都得丢帽子。

故对于大型的产业规划来说，不仅仅是地方政府挑企业，同时大型企业也在挑政府，这其中对于大型企业来说，不仅仅要看项目落地的区位优势，交通运输成本和覆盖范围，还得考察当地政府能够提供的资源是否足以覆盖项目落地的全周期所需。相比于中小企业更看重地方政府的税收优惠（比如霍尔果斯全国独一份的税收优惠政策）和补贴（这在江浙大多数地方政府中比较流行），大型企业要更看重地方政府的执行能力（是否能为企业突破政策当中的模糊地带）和综合财政能力——是否有能力在企业落地过程中将手中的资源持续变现，比如某些地方政府通过引进某个大型企业的工业项目，可以借势将项目周边的地块价格炒高以回笼更多的财政收入，从而实现企业和地方政府在项目推进过程中利益更深入的绑定。

从这些角度上看，大型企业如果机械的理解政府关系就是企业创始人与某个政府高层领导的私人关系，又或者企业创始人在某些官方参政议政机构中的高级身份，那显然是对政府关系的理解过于狭隘了。对于第一种关系来说，单个政府高层领导对政策的推动能力有限——上级领导的意图落实不下去的例子海了去了，这里就不一一例举了，且单个高级领导出于私人关系全力支持一家企业，在当今体系内的纪律环境下，是非常容易被有关部门请去喝茶的。而后一种关系，虽然看似风光，但对国内行政事务部门的影响有限，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人民富豪，前几年在各种官方平台上高调出镜，今年就……

反观苹果和特斯拉，进来之后将很大一部分利益和项目所在地的地方政府深度绑定（成立合资公司），又顺应相关行业主管部门的考核KPI，积极推进自身先进技术在国内的本地化（三星将产线迁出中国后国内销量直接归零），地方和行业主管的政府部门，才会有动力，才能名正言顺的为这些企业修改政策和法律，做到有困难就解决困难，有限制就解除限制。

七、产业规划以汽车或新能源汽车等为主。

答主找了一下，以2021年卖得最多的电动车五菱mini EV为例，所在的省份恰好发布过一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见

《广西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三五”规划》印发（附全文/项目一览）-中商情报网m.askci.com/news/chanye/20170821/105513105850_5.shtml

全文比较长，作者把自认为重要的点选一点拿出来讲吧：

对于准备投新能源汽车的企业，考察项目落地的地方政府的相关产业规划时，要重视规划中对于新能源汽车充电装置的布局部分是如何阐述的，相关地方政府是否承诺，以及是否有能力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落地的车企在充电系统上落实国标级别的行业壁垒。

比如规划原文中提到了

（二）新能源汽车配套设施较弱，基础建设进程缓慢 充电站和电池交换站等新能源汽车基础配套设施建设进程缓慢，覆盖面不广。虽然政府大力鼓励和扶持新能源汽车发展，企业也纷纷响应，但由于各地及企业充电站、充电桩的设备标准不统一、各自为政，导致企业在研发、生产、营销等方面产生混乱，拖累了新能源汽车整个发展进程。

以及

（二）加快推进新能源汽车配套设施建设 按照“合理布局、适度超前”原则积极推动建设自用、专用、公用等各类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为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提供配套及服务。鼓励支持社会资本投资新能源汽车配套设施建设和运营，优先支持本地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进入充换电设施建设运营领域，在用地等方面给予政策支持，对建设运营给予必要补贴，逐步实现充换电等设施建设和管理的市场化与社会化。 加快建立新能源汽车检验检测公共服务平台。支持质检部门、行业检测机构尽快建立新能源汽车整车和关键部件检验检测与试验评价公共服务平台，完善新能源汽车产品标准体系，保证新能源汽车技术先进性、产品质量一致性和安全可靠性，满足市场和消费者要求。建设公共服务领域新能源汽车充电服务和运行监控网络，建成覆盖运行车辆、充换电站、服务设备的大数据服务平台，实现数据实时采集、信息交互和智慧服务，为用户使用和政府决策提供服务。

年纪大的读者可能对上世纪初的手机充电线还有印象，当时各手机厂商推出的手机充电器和充电线接口各不相同，一个手机用户换一个手机，或者手机没电了想借用同事的手机充电器，如果牌子不一样，那必然是冲不上电的。后来国家制定了手机的充电标准，国内的手机充电接口才变成了三合一。

而今新能源汽车领域也存在充电接口标准不统一的机会（目前国内应该是存在5个标准），故哪个地方政府有能力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快速铺开对应新能源汽车的充电桩，就能为落地的新能源企业铸其更坚固的销售壁垒（毕竟很少用户会买一个与自己所在城市主流充电桩不匹配的新能源汽车）。同样，有能力将充电桩建设大范围快速铺开的地方政府，在相当程度上在吸引新能源车企落地的竞争中就获得了更强的议价能力。

额，考虑到答主所在地区有新能源车企，相关的产业规划解读就选充电桩这方面讲一下，其他的暂时就不详细展开了，等过几年新能源汽车行业尘埃落定后再讲吧。

全文暂时停止更新。